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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前，在滨江公园，坐在江岸的台阶上，我和小佳约定各自写一篇主题为“惠州印象”的文章。惠州对于小佳，还算是“他者”，但对于我则是“我者”。他者与我者，没有谁比较正确，也不是哪一种角度更为真实；两种眼观的结合，或许能更为生动。于是，现在写下，权当练笔。 前天上午，小佳陪我到伯伯家看望奶奶。想在下角市场买奶奶喜欢吃的杨桃，因为那的水果新鲜而便宜。挑了六个杨桃，过了秤，十九块。刹那间，我瞪大了眼，问了句：“一斤多少钱？”老板说六块。我更是诧异了，虽说这是广州杨桃，前些天我在广州买的时候两块钱一斤，怎么到了惠州就翻了两番？北京的白菜到了鲁迅先生的绍兴便翻了身，成了昂贵的胶菜，这在当时或许情有可原，但惠州离广州就那么一百多公里，价格至于相差如此大吗？ 除了杨桃等少量物品，平民百姓日常所需的东西，在惠州的价格大致都比广州便宜——只是现在的物价也在追波逐流。横沥汤粉不输于西关美食，旧一中前门的那令人回味无穷的猪脚粉，是记忆中的美味佳肴。只是，我已不记得十八年前惠州新闻中每天都在开会的市领佳节又重阳导们是谁，只记得曾经有一位市长李鸿忠，后来历任副省长、深圳市长、湖北省省长。市政领佳节又重阳导走马观花，走了一批，换了一群，惠州的道路也随着拓宽平整。小学时候，还没有西湖步行街；后来，我知道了班尼路、佐丹奴、真维斯；到现在，步行街的建筑已经陈旧，也许差不多要翻新了。小学时候，河南岸还只是不景气的小镇，后来高楼迭起，人人乐超市、世贸、女人世界、南国影城，琳琅满目，到如今，有些楼宇的外墙已经开始斑驳。 变化总是悄悄地却又那么明显地进行着，如同我，从一小到三中到一中，再到中大法大。不变的，是我的与岁月不相符的脸庞，以及我再也长不了的身高，以及涟漪如初的惠州西湖。西湖边上的紫荆花开过多少个春夏，水面上的扶柳经历了几何秋冬，我已经说不上来。然而，我记得西湖的塔山曾经是收费的，现在依旧收费；曾经，我和同学们发现有一处缺口可以上山，于是我们经常逃票溜进去。而今，我许多年不曾爬上塔顶了。 宝塔日复一日屹立在丛林之中，倒影在平湖，映衬着“一更山吐月”的西湖倩影。但是这些日子里，头上的白发诉说着不再的年少，眼镜的度数换来了还不见得有用的知识。于是，我已经将近而立之年了。 儿童与我在大街小巷上骑自行车追逐、在下课时一起溜去买冰棍的同学们，许多年没有联系，兴许见面不相识了。那时候的老师，有些已不在人世了吧？那时候，春游秋游，总是在西湖，似乎一个西湖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那时候，我还不曾读得曹雪芹的“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下课后赶回家看的是恐龙战队、叮当、神龙斗士，放假时候，我捧着的是《三国演义》、《上下五千年》。那时候，老师说：“你什么都好，就是字写不好。” 初中时，《儒林外史》、《水浒传》成了课外读物，课本上要求背诵的段落背得滚瓜烂熟，下课时男生们追逐打闹，放学后奔跑回家看《灌篮高手》。当时的三中，许多课室像是危楼，玻璃窗上没有玻璃，因而起风时，窗外的黄土伴着沙石吹进了教室，吹进了眼睛。于是，只好用报纸挡着窗户，一来挡风沙，二来也可以在上课打瞌睡时防止班主任在窗外冷不防地巡查。 高中时，同一群从三中考进一中的人，每天来回下角与南湖边，骑着单车，打打闹闹，浩浩荡荡，仿佛西湖边的环城西路是我们的赛道。五六月时候的饭堂最是热闹，关注NBA季后赛的热情远超过上课认真听讲的专注，湖人对阵开拓者时科比的绝杀，雷吉·米勒让人澎湃的三分绝杀，艾弗森弱小身躯勇往直前的拼搏，卡特那一个个不可思议的扣篮······突然有人喊了一句“苗校长来了”，顿时，百来个男生从椅子上跳起，翻身奔跑出饭堂。 南坛的那家肯德基，周日下午时，我喜欢买一个汉堡，坐在窗前，听着店里放的音乐，做着老师布置的作业。这家店，关闭了许多年了。许多店，就在车水马龙中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人走楼空之后又会人声鼎沸，万紫千红。华润万家、丽日、百佳、吉之岛，一个个商业广场出现了，数码街、天虹、国贸，应接不暇，甚至许多名词我都不曾听说。每一次回惠州，都会有富丽堂皇的高楼耸起，于是同学朋友见面约定了地点，我却不知道在哪里。渐渐地，江北、水口、东平、金山湖这些新城区，对于我而言，是陌生的惠州。也渐渐地，以往我喜欢去新华书店、购书中心、骆驼书店看漫画、买辅导书、找课外读物，而现在，这些书店已经找不到我需要的书了，因此我也就不再光顾了。 惠州变化，日新月异地进行着，道路干净了，文明城市的牌子拿下了，而我在惠州的时间却越发地少了。朋友们许多已经有了家室，进行着各自的忙碌，奔波着各自的人生，似乎要相忘于江湖了。曾经在步行街逛街时候总会遇见同学，如今即便在周末走遍各个商业区，也难以碰见认识的人。是惠州变大了吧？ 变化了的惠州，纵然已经陌生，但它是长大的地方，因此是父母之邦。年少时的记忆，承载于夕阳下道路旁随风飞舞的落叶，湖堤边清风里的随风奔跑，烈日中球场上的挥汗如雨。 东江、西湖、古城、新镇，都汇聚成高榜山上落日时分鹅城景色。夕阳余晖斜照在东江的水面上，西湖泛起波光粼粼，渲染出环绕在湖边的老城区古色清幽。往天边望去，是一幢幢琼楼玉宇，伫立在东江对岸，漫入云端，点缀夕阳。这时候，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与气吞山河的气魄，但有着“欲辨已忘言”的淡然与“坐看云起时”的自得。此时的惠州最美。 我不敢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因为惠州给我感触最深的，不是经济的腾达和物质的丰富，而是生活的舒适和风景的怡人。

前天，小佳发烧。陪着她到了南方医院下属的燕岭医院看急诊。排队的人似乎都是咳嗽感冒发烧，医生也都是问同一个问题：打个针吧？ 医生简单问了几句小佳的病情，然后就说打个针会好得快些。在体温计探温时，医生接了个电话。我听出了是潮汕人，于是用潮汕话和他聊了起来，谈了些假期综合症、饮食生活的话题，因而少了一些医生患者之间的陌生感。体温结果出来了，虽然还是发烧，但医生竟然一改“打个针吧”的语气，说回去吃点药多喝热水就可以了。 小佳不禁感慨：还是潮汕话好用。 但我想，其中的问题不是在潮汕话是否好用，而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怎么对每一个病人都说“打个针吧“，就像业务规范要求小佳对每个客户都询问”要不要开信用卡“？或许从职业理性上说，经济效益才是真实的目标，利益最大化才是本质的要求。然而职业道德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们知道，首先需要职业化才有职业道德。当一个职业者的行为可以产生极大的外部性和风险的时候，职业道德才被重视，因此职业化所带来的职业理性是先于职业道德的，于是在职业化还不完善的时候，职业道德只是一种没有约束力的负担。 在历史的时间顺序上，这似乎是成立的。但现实是如何的呢？医生与律师相对于患者和普通大众，已经是足够职业化了吧？但职业化并没有因此带了职业认同，职业化带来的是医院高消费，法律深奥难懂，医患关系紧张，法律流于形式。那么到底是谁在职业化？或许中国的职业化可以用别的名词代替，不如叫利益群体化吧。 在医院，国产和进口的药物价格相差甚远，但医生引导病者使用进口的，而患者根本搞不懂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于是只能花钱买个心安；在看守所，犯罪嫌疑人或许不知道什么叫做”主要犯罪事实“，但他明白什么叫”坦白从宽“，于是有关的没关的什么都说了。 职业化的结果如果是以烟草企业纳税多而将院士授予一个”发明“了子虚乌有的低焦油烟的人，那么这个职业化是值得怀疑的。或许有人可以说：这恰恰是非职业化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反问：已经职业化了的，是谁的职业化，是既得利益者的职业化吗？正如清华社会报告所言，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恰恰是先前改革的受益者。 还有一个问题似乎一直被忽视着。我们不停地强调公民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但传统社会中作为一个文明社会中的自然人所需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即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的基本道德却甚少有人提及。于是我们谈论职业化的时候，是缺少了基本道德的人的职业化，或者说是赤裸裸、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自然人的职业化。于是，职业化了的人是一个缺德的只有工具理性的人。在此情况下，再告诉他什么是职业道德，能起多大作用呢？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离职业化近了，离道德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