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姚明出入NBA，被人质疑，被人嘲笑。而今，他退役了，身体发福了。十年期间，他留下了梦幻的脚步，柔韧的勾手投篮，还有那些经典的姚鲨大战。

十年前，斯科拉还没有进入球迷的视野，而今，他是唯一还在火箭队的人。他的转身，他的打板，他的灵活，依旧。

十年前，巴蒂尔在灰熊，而今他在我不喜欢的热火。十年中，我记得他在四十五度角三分绝杀湖人，他底角精准的三分，他对科比的封眼防守，他的坚韧以及他被打破而鲜血直流的眼角。

十年前，麦蒂还没有到火箭，然而他是联盟的得分王。而今，他在老鹰度过职业的残年，神奇不再。十年中，谁人都记得他的疯狂：骑扣布拉德利，三十五秒十三分，以及那一个个标志性的干拔跳投。

十年前，弗兰西斯是火箭队的老大，带着姚明闯荡球场；而今，他早已没有了踪迹。但是，我记得他的飞翔，他的战斧式飞扣以及他超越人类极限的弹跳。

十年过去了，和当时为进入季后赛而挣扎一样，而今的火箭依旧为争夺最后一张季后赛门票而颠沛流离，最终今天在输给热火后希望破灭。十年过去了，留下了多少精彩，却又宿命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然而，时光不会倒流。能够倒流的，只是记忆罢了。十年前，我还在惠州一中，以为从课堂上和书本里学到的知识是可贵的，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已经渊博并且懂得日月运行和人类历史规律，以为我党是多么地伟大，社会主义将会有颇为美好的未来。十年后，每当翻开一本不熟悉的书时，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愧疚，为自己的渺小而自惭。我不再能自信地坚称自己所知的东西具有确定性和正确性，也不认为人类社会科学知识具有 ** 不破的真理。于是，新闻联播在掩盖真实的时候告诉我们那是我们追求的世界，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那是彼岸，而我们还在此岸。

十年前的朋友同学，有的现在还联系着，有的已经不知道飘落在何方。而今的我，不再像当时一样早出晚归，而是时间任意安排并且行踪不定，只是我还像那个时候一样每天读着书本，并苦苦地追逐自己的目标——只是，一篇博士论文比一篇高半夜凉初透考作文困难多了。

于是会不自禁地感叹自己老了，精力没有以前好了，可是我并不认同“当一个人喜欢回忆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老了”。这样的观点或许有其洒脱和魄力，但也显示了对心理学的无知。回忆，是因为眼前的景致，进入眼帘后进入脑中的图式后，勾起了该图式所储存的各种信息，于是回忆开始了。

回忆，可以缓解眼前的苦闷，带了心情的愉悦，像小女孩点燃了的火柴；可以提供前行的动力与消除困扰的相似案例。于是，就像我们不知道过去就无法理解未来一样，没有回忆的人，也就无所谓将来。

刚才买菜的时候，跟菜贩抱怨怎么每样菜都贵，他倒来劲，说：“一场雨搞到乜都鬼死甘贵”。我问：“是吾是嘎，一场雨啫，使吾使啊？”他答：“我上头葛个啊，一场雨就损失百个万。好似种瓜葛D棚，全部倒晒，我之前卖黄瓜，一斤个四，依几日，摞货都两个四。都唔知点生存咯。”

于是好一点的芥蓝八块五一斤，苦瓜，五块一斤，我最喜欢的空心菜，四块五一斤。

中国食品不安全也就算了，我们五毒俱全，也就百毒不侵了。但是，物价这么高，连有毒的蔬菜都买不起啦。于是，现在每天买青菜的钱贵过买肉······

政府对第一产业的补助呢，哪去了？为啥一场雨而已，菜价就涨得这么离谱呢？

坐着窗边的桌上，稍微打开明亮的窗玻璃，呼吸着带有些寒意的风，呷一口冷却了的茶，休息一下疲倦的眼睛。这样的下午，经历了许多年，感受了许多次，却不曾厌倦，如同不曾厌倦书本的阅读。

许多年来，除了读书、泡茶、看球赛，没有培养出什么兴趣，不知道是否属于素质培养的失败。小佳问是否我更愿意买多几本书也不愿意买一件衣服，我的回答不假思索：是的。

窗外的花已经盛开，只是我不晓得它们的名字。于是在春天里，我没有记住那些美丽的名字，唯有用相机记录那些动人的花容。人类的知识过于浩渺，我无法问个究竟，因而只能尝试着努力读多几本书。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斗转星移，当落叶化作春泥滋养了又一年的绿叶红花，当枝头的鸟雀鸣来了又一次雨纷纷的清明时节，人如斯，我依旧。

只是，无论多么努力，我都没能使自己有知。我所能尽力的，只是避免让自己太无知。无知者无畏，不太不知，也就有所畏惧了。因为有所畏惧，所以愈发觉得博士论文抓襟见肘。

                                                                                                                                                          2012.4.6

也算是学术层面上我最初的两个成果吧，尽管不见名气。未来能否走上学术的道路，取决于那一篇已经等待许久却依然没有答复的论文。

上周与导师吃饭喝酒，他说：“读书不忘喝酒，喝酒不忘读书。读书喝酒，这书才能有豪气；喝酒读书，这酒才能有书香。”这话我是信服的。不能喝酒，性格上容易陷入抱怨与斤斤计较，也就无法潇洒坦荡；不能读书，这酒喝下去，要么是酗酒，要么是消愁。

 更重要的是，在这么一个劣币淘汰良币的时代，如果不能读书，那么只能附庸风雅或混沌度日；如果不能喝酒，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下，无法排遣内心的烦闷与孤苦。

改那一副名对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读一本书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拿一壶酒来。

我说“不是”。她狐疑了，不一会又问，“你真的是叶鹏煌吗？怎么变了这么多？”

我问：“圆了是吗？”她不假思索地点头，然后说：“胖了有三十斤吧？”

这次轮到我呆住了，然后幽幽地说：“我下午就去跑步。”

柳永写下的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奈何我却是“为伊消得人渐宽”，违背了傅斯年所主张的“窄而深”的研究路径。只是，傅斯年是个颇为标准的胖子，从年轻时候到年老，都是胖子。

去年夏天在家时候，由于写论文写教材，吃了饭便坐着，而家中伙食颇好，老妈又怕我吃不饱，于是一个多月下来，胖了近十斤。后来在广州，为小佳做饭时，总要买多些肉与菜，怕她吃不饱。但是小佳吃的不多，于是怕浪费的我，总努力把多余的菜吃完。营养的丰富伴随的却是运动的减少——篮球基本上没有机会打了，想跑步却总是天气不适宜——加上读博以来，需要看书的时间多了，总是坐着，因此不胖些是不大可能的。

这就是胖子的发生学解释。

只是，肥胖不是现在最为头疼的问题。不羁地说，躯体只是一具皮囊，灵魂的困惑才能引发深层次的苦闷。

这些日子，在学校，无论是电梯里或者楼道上，四处都是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声音——关于“论文打假与答辩”的问题。政法大学的论文要求并没有中大法学院高，而在中大法学院，不成样的论文都可以顺利答辩，更甭提法大的论文答辩了。我们博二同学见面，都是唉声叹气：论文构思、论文发表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就业问题。

对于当下的中国文科博士生，如果导师因为持守自身的信念与执着而不愿意带学生发瑞脑消金兽论文，那么学生只能望洋兴叹并感慨时不我遇。辛苦地写了文章发表不了，或者需要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金钱才能购买到版面，那么，纵使有浓厚的学术热情，也会被冰冷的学术圈氛围剿灭。于是，中国的学术圈不像是培育学术青年，而是在扼杀有志于学术的人。

以往同学总在感叹作为博士生真好，但坦诚而言，读博的一年半，我的学术兴趣熄灭了一半。陈寅恪言“士之读书治学，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然而当下桎梏人的，不仅是“主义”，更重要是日下的世风。或许可以傥荡地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我们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才能找到借以谋生的工作。当高校招聘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时候，当我们不可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时候，当我们的导师保持自己的独行时候，苦闷的是学生。当我们保持自己的独醒的时候，为难的是我们所爱的人。博士生这一头衔或许风光，然而谁又懂得博士生的悲伤？

于是，当一位好友考虑辞职读研并询问我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不要。当一位师弟询问他是否要读博的时候，我给予的建议是“慎重”。既要潜沉涵咏于汗牛充栋的学问之中，又必须时时为生计忧心，这种生活方式不适合很多的人。于是，最适合做学术的，似乎是有着万贯家财、不必忧心未来的人。因此，当我们谈及陈寅恪游学欧洲多年，博览中西学问却不曾获得一个学位之时，我们可以赞扬他的超脱于专注，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他的爷爷是著名的陈宝箴。

一言以蔽之，学术是值得致力并投身的职业，然而现在的大学，这个时代，无法让人安心学问，更无法令年轻的我们投身学问。

近来读书，有三句话令我颇有感触，特摘录于此：

傅斯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尤巨。

蔡元培：大学的目标是“研究高深的学问”，而不是应付眼前社会的需要，更不是官僚的养成所。

张鑫海：今日羽翼未丰，所以无可奈何，等到将来学成，必与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等人痛战一番。

上一次宿舍聚会的时候，你还是单身，还不停地向我询问怎么得到小美羊的芳心。这一次宿舍聚齐的时候，我们撒仨站站在婚宴的门口，你是新郎，我们为你迎宾。

各自恋爱，加上我北上读博，相聚少了，许久没有一起流氓瞎混了，以至于把小美羊接上婚车时，她说：“叶博，终于见到你了。”这次见面，你结婚了，我给你做伴郎，为你铺设婚床。陪你到每一张桌子向宾客敬酒，等宾客走了，匆匆吃了几口饭菜，我们得走了，而你还忙于照料同学。于是，简单的几句道别，我们便投身于夜幕之中。

没来得及叙说这些日子的辛苦心酸，也没有空闲谈谈对于生活对于未来的畅想与惆怅，匆匆相聚匆匆离别。然而，既然是兄弟，就不是宾客，不需要被款待，不需要客气与热情——我们陪伴你忙碌，在忙碌之后悄言离开。

离开时候，回忆着那些时候我们一起打球，累得躺在球场上仰望星空；想起贝岗村我们的晚餐，杯盘狼藉，海阔天空肆意言谈；想起中心湖畔的草地上，一瓶啤酒，伴着虫鸣，聊到夜深；想起毕业离开宿舍时你假装豪迈的步伐，挥挥手，留下四年的记忆。

本科四年，陪伴着我最多的，是老康和你。于是，近乎每一顿饭，大约每一次逛街，都是你陪着我，形影不离：一起为看nba而逃课，一起在上课时候睡觉，一起在内环跑步。

许久没有一起打球了，打篮球的乐趣叶渐渐地远离你我的生活。许久没有一起喝茶了，你还怀念着在209看球赛看电影时，我给你泡的功夫茶。你还记着我说“老师说我什么都好，就是字写不好”，而你的字却写得那么好。你还记得高半夜凉初透考的语文是我无可奈何的伤，但那时你的语文成绩却是那么的精彩；后来我还坚持时不时的练笔，你却越发少动笔了，即便你的文字是那么有趣。

变化的时光改变了你我，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各自忙碌。我奔波于两千多公里的京广铁路上，你操劳着农信社的繁文缛节。于是相聚少了，连电话短信也渐渐地稀疏了，只是不变的是见面时总有着无需言语的默契。

你的心思很是缜密，因此象棋是你的强项，他人接下来的计算都在你的预见之中。只是缜密之后总有些踌躇不定，于是显得犹豫不决。你是不甘堕落而勇于进取的人，偏偏却又是天生被动的人。于是，我想，什么时候要小孩你还没有考虑清楚，也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为了让你父母与小美羊如愿，在祝福你们百年好合之外，我祝你早生贵子。

前天上午，小佳陪我到伯伯家看望奶奶。想在下角市场买奶奶喜欢吃的杨桃，因为那的水果新鲜而便宜。挑了六个杨桃，过了秤，十九块。刹那间，我瞪大了眼，问了句：“一斤多少钱？”老板说六块。我更是诧异了，虽说这是广州杨桃，前些天我在广州买的时候两块钱一斤，怎么到了惠州就翻了两番？北京的白菜到了鲁迅先生的绍兴便翻了身，成了昂贵的胶菜，这在当时或许情有可原，但惠州离广州就那么一百多公里，价格至于相差如此大吗？

除了杨桃等少量物品，平民百姓日常所需的东西，在惠州的价格大致都比广州便宜——只是现在的物价也在追波逐流。横沥汤粉不输于西关美食，旧一中前门的那令人回味无穷的猪脚粉，是记忆中的美味佳肴。只是，我已不记得十八年前惠州新闻中每天都在开会的市领佳节又重阳导们是谁，只记得曾经有一位市长李鸿忠，后来历任副省长、深圳市长、湖北省省长。市政领佳节又重阳导走马观花，走了一批，换了一群，惠州的道路也随着拓宽平整。小学时候，还没有西湖步行街；后来，我知道了班尼路、佐丹奴、真维斯；到现在，步行街的建筑已经陈旧，也许差不多要翻新了。小学时候，河南岸还只是不景气的小镇，后来高楼迭起，人人乐超市、世贸、女人世界、南国影城，琳琅满目，到如今，有些楼宇的外墙已经开始斑驳。

变化总是悄悄地却又那么明显地进行着，如同我，从一小到三中到一中，再到中大法大。不变的，是我的与岁月不相符的脸庞，以及我再也长不了的身高，以及涟漪如初的惠州西湖。西湖边上的紫荆花开过多少个春夏，水面上的扶柳经历了几何秋冬，我已经说不上来。然而，我记得西湖的塔山曾经是收费的，现在依旧收费；曾经，我和同学们发现有一处缺口可以上山，于是我们经常逃票溜进去。而今，我许多年不曾爬上塔顶了。 宝塔日复一日屹立在丛林之中，倒影在平湖，映衬着“一更山吐月”的西湖倩影。但是这些日子里，头上的白发诉说着不再的年少，眼镜的度数换来了还不见得有用的知识。于是，我已经将近而立之年了。

儿童与我在大街小巷上骑自行车追逐、在下课时一起溜去买冰棍的同学们，许多年没有联系，兴许见面不相识了。那时候的老师，有些已不在人世了吧？那时候，春游秋游，总是在西湖，似乎一个西湖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那时候，我还不曾读得曹雪芹的“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下课后赶回家看的是恐龙战队、叮当、神龙斗士，放假时候，我捧着的是《三国演义》、《上下五千年》。那时候，老师说：“你什么都好，就是字写不好。”

初中时，《儒林外史》、《水浒传》成了课外读物，课本上要求背诵的段落背得滚瓜烂熟，下课时男生们追逐打闹，放学后奔跑回家看《灌篮高手》。当时的三中，许多课室像是危楼，玻璃窗上没有玻璃，因而起风时，窗外的黄土伴着沙石吹进了教室，吹进了眼睛。于是，只好用报纸挡着窗户，一来挡风沙，二来也可以在上课打瞌睡时防止班主任在窗外冷不防地巡查。

高中时，同一群从三中考进一中的人，每天来回下角与南湖边，骑着单车，打打闹闹，浩浩荡荡，仿佛西湖边的环城西路是我们的赛道。五六月时候的饭堂最是热闹，关注NBA季后赛的热情远超过上课认真听讲的专注，湖人对阵开拓者时科比的绝杀，雷吉·米勒让人澎湃的三分绝杀，艾弗森弱小身躯勇往直前的拼搏，卡特那一个个不可思议的扣篮······突然有人喊了一句“苗校长来了”，顿时，百来个男生从椅子上跳起，翻身奔跑出饭堂。

南坛的那家肯德基，周日下午时，我喜欢买一个汉堡，坐在窗前，听着店里放的音乐，做着老师布置的作业。这家店，关闭了许多年了。许多店，就在车水马龙中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人走楼空之后又会人声鼎沸，万紫千红。华润万家、丽日、百佳、吉之岛，一个个商业广场出现了，数码街、天虹、国贸，应接不暇，甚至许多名词我都不曾听说。每一次回惠州，都会有富丽堂皇的高楼耸起，于是同学朋友见面约定了地点，我却不知道在哪里。渐渐地，江北、水口、东平、金山湖这些新城区，对于我而言，是陌生的惠州。也渐渐地，以往我喜欢去新华书店、购书中心、骆驼书店看漫画、买辅导书、找课外读物，而现在，这些书店已经找不到我需要的书了，因此我也就不再光顾了。

惠州变化，日新月异地进行着，道路干净了，文明城市的牌子拿下了，而我在惠州的时间却越发地少了。朋友们许多已经有了家室，进行着各自的忙碌，奔波着各自的人生，似乎要相忘于江湖了。曾经在步行街逛街时候总会遇见同学，如今即便在周末走遍各个商业区，也难以碰见认识的人。是惠州变大了吧？

变化了的惠州，纵然已经陌生，但它是长大的地方，因此是父母之邦。年少时的记忆，承载于夕阳下道路旁随风飞舞的落叶，湖堤边清风里的随风奔跑，烈日中球场上的挥汗如雨。

东江、西湖、古城、新镇，都汇聚成高榜山上落日时分鹅城景色。夕阳余晖斜照在东江的水面上，西湖泛起波光粼粼，渲染出环绕在湖边的老城区古色清幽。往天边望去，是一幢幢琼楼玉宇，伫立在东江对岸，漫入云端，点缀夕阳。这时候，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与气吞山河的气魄，但有着“欲辨已忘言”的淡然与“坐看云起时”的自得。此时的惠州最美。

我不敢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因为惠州给我感触最深的，不是经济的腾达和物质的丰富，而是生活的舒适和风景的怡人。

医生简单问了几句小佳的病情，然后就说打个针会好得快些。在体温计探温时，医生接了个电话。我听出了是潮汕人，于是用潮汕话和他聊了起来，谈了些假期综合症、饮食生活的话题，因而少了一些医生患者之间的陌生感。体温结果出来了，虽然还是发烧，但医生竟然一改“打个针吧”的语气，说回去吃点药多喝热水就可以了。

小佳不禁感慨：还是潮汕话好用。

但我想，其中的问题不是在潮汕话是否好用，而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怎么对每一个病人都说“打个针吧“，就像业务规范要求小佳对每个客户都询问”要不要开信用卡“？或许从职业理性上说，经济效益才是真实的目标，利益最大化才是本质的要求。然而职业道德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们知道，首先需要职业化才有职业道德。当一个职业者的行为可以产生极大的外部性和风险的时候，职业道德才被重视，因此职业化所带来的职业理性是先于职业道德的，于是在职业化还不完善的时候，职业道德只是一种没有约束力的负担。

在历史的时间顺序上，这似乎是成立的。但现实是如何的呢？医生与律师相对于患者和普通大众，已经是足够职业化了吧？但职业化并没有因此带了职业认同，职业化带来的是医院高消费，法律深奥难懂，医患关系紧张，法律流于形式。那么到底是谁在职业化？或许中国的职业化可以用别的名词代替，不如叫利益群体化吧。

在医院，国产和进口的药物价格相差甚远，但医生引导病者使用进口的，而患者根本搞不懂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于是只能花钱买个心安；在看守所，犯罪嫌疑人或许不知道什么叫做”主要犯罪事实“，但他明白什么叫”坦白从宽“，于是有关的没关的什么都说了。

职业化的结果如果是以烟草企业纳税多而将院士授予一个”发明“了子虚乌有的低焦油烟的人，那么这个职业化是值得怀疑的。或许有人可以说：这恰恰是非职业化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反问：已经职业化了的，是谁的职业化，是既得利益者的职业化吗？正如清华社会报告所言，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恰恰是先前改革的受益者。

还有一个问题似乎一直被忽视着。我们不停地强调公民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但传统社会中作为一个文明社会中的自然人所需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即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的基本道德却甚少有人提及。于是我们谈论职业化的时候，是缺少了基本道德的人的职业化，或者说是赤裸裸、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自然人的职业化。于是，职业化了的人是一个缺德的只有工具理性的人。在此情况下，再告诉他什么是职业道德，能起多大作用呢？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离职业化近了，离道德却远了。

每一次孔醉侠说话，都让我感叹孔氏基因的沦落，渐渐地也就北大教授这一光环失去了以往的神圣崇敬。北大可以容纳得下孔庆东，为何容纳不下一个画漫画戏谑北大校长的人呢？（虽然这漫画确实有过分之处）

画漫画的人只是在辱没周校长之外还影响了北大的声誉，孔醉侠不仅丧失了为人师表的德行，更失去了有识之人所应当具有的理智。或许孔醉侠作为北大教授，听闻过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政治治理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也知晓先祖仲尼所言“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因此“法治”并不是圣人眼中最为理想的治理途径。然而孔醉侠说“香港人素质低所以才需要法治”则是是非颠倒，逻辑不清。如果素质低才需要法治的话，我们不需要法治，是否我们可以肆意辱骂孔醉侠，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并侵犯他的权利，如此以显示我们有素质呢？即便香港人素质低，那又何必说香港人是狗、“洋仔心态”呢？这一侮辱的成分的严重程度，想必不比玷污周校长的程度低吧？

当然，孔教授有自己说话的权利，只是社会假定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需要意识到他说话的后果，并要求他说话的时候有一定的根据。没有理据而说出的话只是痴人呓语，不顾影响而大放厥词只是莽夫聒噪。

我愿意假定孔醉侠是爱国的，也深深地爱着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文明，但是他讲的“说普通话的人没有义务去学习其它方言，不会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这是不是在制造民族分佳节又重阳裂呢？我们的国度中许多人都不会讲普通话，他们就是王八蛋吗？我们不妨理解为孔醉侠坚持国家的大一统，坚持民族的统一性，杜绝外来文明对本土主流文化的侵蚀，因此孔醉侠认为现在宣扬西方学说的法学家是汉奸，应该拉去枪毙，他排斥普通话乃至英语。但是，马克思不也是外来文明吗？学习马克思是否也是王八蛋呢？

诚然，说普通话的人没有义务学习方言，但是学习方言的人为何就有义务说普通话呢？孔醉侠兴许会说“这是国家的规定”。遵守国家的规定，或出于对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信赖，或出于对强权的畏惧，前者属于法治，或者属于专人比黄花瘦制。孔醉侠认为素质低的人才需要法治，也就意味着孔醉侠代国家制法似地口含天宪，以大道自任，赋予万事万物以规定性。

于是，孔醉侠自认为他不只是个醉侠，他还以掌握神权的教主自居。他癫痫了。

早已过了有情绪即付诸笔端的年纪，不知道是岁月和学业消磨了年少轻狂的意气风发，还是法学的规训禁锢了思想的自由。偶尔重阅旧日的文字，总要感慨当时的挥斥方遒，不似如今：千言万语，只是无头绪。

老康说我的文字更耐读了，或许我可以把这耐读理解为稳重。但是稳重和沉重，只是一字之差。稳重的人不免肩负着沉重，而唯有能肩负沉重者方是稳重之人。似乎这就是陈继儒所言：“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襟度。”